编者按

案卷里，往往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一次执法、一份裁定、一个被卡在程序节点上的人。

但正是在这些细节中，制度运行中的现实困惑最先显现，也最需要被看见。

两会并不只发生在会场上。有些建议，早在基层实践中酝酿，在具体案例的梳理与反思中逐渐成形。

当一条写在纸上的建议，能够把实践中暴露的问题，系统性地摆上讨论桌面。这，正是履职应有的意义。

湖南省政协委员、津市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熊玉芳。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刘璇 长沙报道

2月4日下午，湖南省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委员通道”上，面对记者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提问，省政协委员、津市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熊玉芳没有叙述宏大的理念，而是讲起了一个孩子的故事。

那是2022年的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

案卷并不复杂。多次盗窃，金额几千元，孩子认罪悔罪，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法定条件。只要退赔、接受监督考察，孩子就能在法律的“出口”处被拉回来。

当案卷摊开，熊玉芳翻到退赔情况时，停住了。

孩子的赔偿还没到位，父母都在外务工，爷爷奶奶、叔叔在身边照看，怎么迟迟没有代位赔偿呢？

这让她敏感地意识到，问题不在案卷里。

她拨通孩子父亲的电话，电话那头语气烦躁：“他不听话，你们别找我，我不想管。”

再打电话，还是拒绝。

后来加了微信。隔着屏幕，孩子父亲的话多了一些，却仍旧冷淡：“等我过年回去再说。”

等到春节父母回乡，孩子却不肯回家，长期睡在朋友家里。

真正的“办案”，从走进这个家庭开始。

那天上午，接近10点，熊玉芳和同事在村干部带领下，去朋友家把还在睡觉的孩子喊起来。

大冬天的，孩子仅仅穿着一件牛仔外套和一双拖鞋，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脸上还透露着一股不情愿。

刚到家门口，父亲就吼：“你回来干什么？我不想看到你。”

孩子转身就走。

熊玉芳把孩子拉回车上，让同事陪着，自己和父亲单独谈。

那次谈话中，父亲说了一句话，让她至今记得：“我在外面打工搞得再好，孩子没教育好，还是抬不起头。”

后来才知道，父子间的对抗，起因不过是孩子想换一部新手机，父亲不同意。

小事积成隔阂，隔阂积成对抗。

孩子觉得父亲不关心自己，父亲觉得孩子不懂事。沟通彻底断裂，孩子赌气出走，结交不良同伴，走上歧途。

法律可以处理盗窃，却解不开心结。

在这起案件里，熊玉芳强烈意识到，真正“卡住”的不是罪名，而是家庭。附条件不起诉能给孩子机会，但如果监护人继续缺位，6个月的考察期内再出问题，检察机关依法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提起公诉，孩子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那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她和同事一次次往返乡村，做父子调和，请心理咨询师介入，依法向父亲发出督促监护令，明确监护责任。

反复沟通后，父亲终于同意退赔，并把孩子带到务工的城市，一起生活。

考察期内，检察官每周通过微信联系孩子，每月要求他写思想和生活情况，随时掌握变化。

半年后，孩子顺利通过考察。如今，已参加工作。

案子办结后，熊玉芳心里却留下一个更深的疑问：如果没有这些“额外的工作”，这个孩子大概率会走向哪里？

“我们最担心的，不是案子办不完，而是孩子变不好。”她说。

这些年，她在未检一线反复撞到同一个问题——近80%的涉案未成年人，都存在监护缺位、家庭教育失效的情况。办案可以很快，起诉或不起诉，都有法律依据。但案子一结，家庭的裂缝仍在，孩子很可能再次滑回原点。

光靠法律，不够。

于是，津市未检开始在实践中摸索一套固定路径：先与家长深谈，再和孩子贴心交流，接着组织全家共同商谈，最后对监护失职依法制发督促监护令——这套被他们称为“四步工作法”的机制，并非制度设计，而是在一次次案子里“试”出来的办法。

有的家长最初抵触，有的孩子沉默对抗，有的家庭矛盾尖锐到无法同坐一室。检察官就一次次上门、反复沟通，引入心理咨询师、教师等专业力量参与帮教。考察期内，一对一跟进，微信保持联系，每月书面反馈，像“家访”一样持续关注。

几年下来，这套看似朴素的做法，已帮助28名迷途少年回归正轨、重返校园或走上工作岗位，并被写入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成为可复制的基层经验。

但新的困惑也随之而来。

有些孩子，单靠家庭已经难以矫治；有些家庭，本身就无力承担监护责任。法律为这类孩子设置了“专门学校”这条路径，但在实践中，她却频频遇到新的“卡点”。

有的地方入学评估流程不规范，孩子该进却进不了；有的学校师资和课程难以实现分级分类，学生在校“交叉感染”；有的孩子完成矫治后回到社会，却因为家庭支持缺失、社会接力不足，再次走偏。

这些，都是她在一线反复撞到的现实难题。

也正因为此，这次省两会，她把目光从一个个具体案件中抬起来，带来一条关于进一步规范专门学校建设的建议：规范收生入学评估流程，完善专门教育指导机制；强化分级分类教育，提升法治与心理教育的专业力量；打通离校后的家庭支持和社会衔接链条，让专门教育真正成为兜底，而不是形式。

这条建议，不是从文件里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一个个案卷里“走”出来的。

当它被摆上会场桌面时，熊玉芳脑海里浮现的，还是那个为几千元僵持不下的冬天，那个在朋友家睡觉不肯回家的孩子，和那位嘴上说“不管了”、心里却充满无力感的父亲。

如果当时，有更顺畅的专门教育路径、更成熟的家庭教育支持体系，基层办案人员在一次次入户走访、反复沟通之外，还能有更稳定、更专业的力量接力托举这个孩子的未来。

“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今天，就是守护好国家和社会的明天。”她说。

对她而言，两会履职的意义，并不在于建议写得多宏大，而在于让一条写在纸上的建议，替那些还在等待的人，先走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