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了。”

　　62岁的周宁说这句话时有些心灰意冷。

　　心冷的原因听上去有些“瘆人”——过去的5个月,周家可能一直在做“不那么光彩”的事。“一辈子遵纪守法,到老了怎么感觉差点晚节不保。”周宁说得有些激动。

　　周宁说的事,是当下市场较为火热,但处于监管灰色地带的“家庭厨房外卖”。

　　如何“信得过”

　　5个月前,在北京帮儿子照顾孩子的周家老两口,看到网上宣传的“家庭厨房外卖”,做得一手好菜的周宁老伴决定帮儿子分担一些经济压力。

　　按照周宁的计算,一个月下来至少能有几千元的盈利。“至少能抵了儿子每个月的房贷。”虽然辛苦,但这样的“何乐而不为”,在周宁看来“值得”。

　　然而,这一切,随着近日的一则消息戛然而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滕佳材在公开场合谈到“家庭厨房外卖”时表示,家庭厨房没有法律界定,不支持这种网络订餐方式。

　　此后,对于“家庭厨房外卖”的监管问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监管二司副司长崔恩学表示,不管是叫家庭厨房还是家庭私厨等,如果它的服务对象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食品经营行为。既然是一种食品经营行为,应当依法获得食品经营的许可。

　　“食品经营许可”,周宁说,自己看到这几个字时,“使劲拍了一下大腿,我这几个月不就和街边无照经营的小作坊没区别吗”。

　　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周宁一狠心关了自己的“外卖小店”。

　　就在关店的第二天,周宁却收到了“声讨”微信。原来,是以前经常在周家“外卖小店”点外卖的年轻人要求“开店”。

　　刘斌便是其中一位顾客。在同为湖南人的刘斌那里,周家的“外卖小店”早已超出了简单外卖的意义,而是“妈妈的味道”。

　　只要是加班,下班前在周家的“外卖小店”点一份热菜加米饭,已经成为刘斌几个月下来的习惯。“我的单位在中关村,回百子湾的家一般都会遇到堵车,但想着回家就能吃上热菜热饭,本来堵车带来的焦躁也就缓解多了。”刘斌对记者说,其实朋友也曾和我说过“家庭厨房外卖”的卫生安全隐患问题,“但每次周大爷送来的饭菜都很可口,肉质不错,蔬菜也不会出现过老、变色等,我信得过”。

　　之所以锁定周家的“外卖小店”,也是因为在“家庭厨房外卖”过程中曾经“栽过跟头”。

　　半年前,刘斌在同一家“家庭厨房外卖”APP上点了外卖,之后出现食物中毒症状。然而,在维权过程中,刘斌却四处碰壁。“商家和平台只要一句话就能把我顶回来——拿什么证明食物中毒是吃了他们的菜引起的。”刘斌说,发票、凭证等全无,“最后只能是自己为医疗费用、身体健康等买单”。

　　就在几乎失去信心之际,刘斌注意到同一个小区的邻居周宁家的“家庭厨房外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刘斌试了试,“其实,分享经济中最难突破的一点还是‘信任’的问题”。

　　“我曾经问过周大爷,怎么保证食品安全的问题,大爷当时就拍了做饭的照片,厨房整洁明亮,我也就更加放心了。”刘斌说,不过,平时使用“家庭厨房外卖”APP的朋友,的确很少会询问经营者的健康、私房菜的卫生等问题,毕竟很多都是朋友介绍的,“即使有细心的用户去询问,也很少有周大爷那样细心回复的,往往会被经营者推诿、忽悠。经营者的健康、私房菜原材料、制作过程、包装等环节的卫生,几乎全靠经营者的自律,这真的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不过,即使有家庭厨房的照片,可信度可能也不高。一名某私厨外卖平台的摄影师曾向媒体透露,他们去家庭厨房拍照一般都要修图,所以,一些在网上看起来很干净、很光鲜的厨房,并不一定都真实,“有一次我们去西城区一个胡同里的家里去拍厨房,看到煤渣土堆在门口时,我们就在想,这样的厨房做的饭能吃吗?但是后来发布出来的照片看起来肯定要好很多”。

　　此外,有私厨透露,私厨与平台之间没有就食品安全问题签署任何保障协议。“总体来说还是要看用户评价,好评多自然客户多,评论里偶然有一些差评也没关系,没什么惩罚,但差评太多的话,公司会过问。”

　　吃出来的“经验”

　　周家不干了,刘斌只能找寻新的靠谱“家庭厨房外卖”。然而,这样的寻觅并不容易。

　　不过,刘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目前,不少互联网公司推出家厨类APP,打开手机“应用宝”,能搜出一串此类APP,如“回家吃饭”“丫米厨房”“觅食”等。“回家吃饭”上宣称已有数万名家厨注册。

　　对于“家庭厨房外卖”APP上两类主要的厨师人群——退休的叔叔阿姨和全职妈妈来说,和周家人一样通过做饭获得收入是他们加入“家庭厨房外卖”的主要动因。

　　接受记者采访的家厨称,他们每份菜品的食材成本大概占售价的30%至40%左右,再扣掉物流、水电气和调味料成本,家厨的净收入大概占售价的50%左右。

　　对于消费者来说,当路边小餐馆的地沟油、“美容肉”等成为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时,“家庭厨房外卖”平台声称所有食材由家庭厨师从菜场、超市购得,同厨师家庭吃的完全一样,“同在一个锅里吃饭”就意味着食品安全,而这也成为“家庭厨房外卖”的另一大卖点。

　　不过,问题是,相较于开设正规餐厅需要办理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消防审批以及地税、国税登记等一系列手续,“家庭厨房外卖”的资格审查可谓“极简”。

　　“尽管所有共享厨房平台都表示其在线下会多次对家庭厨房进行审核、培训,并要求家庭厨师提供健康证明,但在实际运营中几乎全凭自律。”刘斌说,自己的经验完全是“吃出来的”。

　　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与正规餐馆进货、销售、库存都有详细记录相比,“家庭厨房外卖”从原材料采购到整个加工制作过程都缺乏监管。

　　即使是食客信得过的周家人,也无法做到详细记录每一批次的食材。

　　这就导致了刘斌曾经的“跟头”,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除了有保险这种后期补救措施,消费者很难找到其他渠道维护合法权益。新食品安全法要求对外经营的餐饮企业必须进行强制许可,取得流通许可等资质,但“家庭厨房外卖”更类似于小作坊,在监管上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随着发展,“家庭厨房外卖”的定位早已不是最开始设定的:“家庭做的饭多出来一份,正好有偿共享给想吃的人”。而是充分开发家厨的价值和生产力,把“家庭厨房外卖”变成小规模餐馆。比如,周家人此前的安排:周宁每天一大早去菜市场买菜,老伴负责炒菜,周宁负责配送,从11点就开始炒菜,一直要到中午2点才能有时间休息一下；然后下午4点半又开始着手准备。然而,不可回避的问题便显而易见了——当周家曾经的“作息”成为普遍现象后,“家庭厨房外卖”的饭菜大有流水线生产之势。

来源：法制日报

作者：赵丽

编辑：严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