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宁宁

9月2日，2019《开学第一课》开讲。今年的第一课上，95岁高龄的白公馆脱险志士郭德贤、我国第一代登山运动员贡布、海口舰原副政委严冬、“嫦娥四号”总设计师孙泽洲、澳门濠江中学校长尤端阳，为千万中小学生带来了5个他们与国旗的动人故事。

“今天的我们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五星红旗，因为国旗神圣不可侵犯。大家能做到吗？”“能！”节目现场，央视主持人董卿与台下小观众们的一问一答燃爆全场。

70年来，升国旗，奏国歌，不但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也见证了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腾飞。五星红旗是一种力量、一种情怀，也是一种希望。它曾经是很多革命志士活下去的希望，也是很多人内心最崇高的信仰和荣耀。五星红旗从诞生之日起，就守护着祖国的壮美山河，凝聚着中华儿女们万众一心，鼓舞着民族奔腾不息的脚步。

国旗代表着国家的尊严，象征着国家的主权，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国旗的尊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几位与国旗法有着不解之缘的亲历者、当事人，讲述国旗的立法故事。

一份代表建议催生一部专门为国旗立的法

江苏如皋丝毯艺术博物馆馆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玉坤今年72岁了。他的一生中有两样至关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丝毯，一个是国旗。尤其是国旗，他更是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因为他是国旗法的首倡者。

时间指针拨回到1988年，41岁的李玉坤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那一年的国庆节，李玉坤和爱人带着孩子在街头漫步。爱人无意中说：“今天是国庆节，可怎么大街上看不到国旗？”这一下子让李玉坤想起自己在美国考察学习的时候，美国国旗无处不在。美国的大街小巷，各种企业、机关、学校以及普通民众住宅前，随处都可以见到星条旗，而反观当时的国内，国旗悬挂的普遍程度远远不如美国。

当晚，国庆之夜，在如皋的一个普通民居内，李玉坤起草了一份建议书——《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唤起人们的国家观念，尽快制定关于五星红旗升降办法的建议》。在进行反复修改后，10月6日，李玉坤用人民代表专用信封将这份建议寄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正是这份千字建议书，对于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的颁布实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玉坤的这份建议迅速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1989年1月，李玉坤收到回复：“建议很重要，我国至今还没有悬挂国旗的法律依据，制定这方面的法规刻不容缓，建议由国务院法制局、全国人大和政协草拟悬挂国旗的法律或办法。”

很快，国旗法草案提请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十三、十四次会议审议，1990年6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国旗法，同年10月1日起，国旗法开始施行。从此，李玉坤这个名字与国旗法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之后，李玉坤又连任了第八届、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期间，这位三届老代表先后递交了《关于大力宣传国旗法，并指定有关部门研制牢固耐用、不易褪色的国旗的建议》《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不符合标准的国旗在市场销售》等建议。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李玉坤还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实施细则》的建议。

如今，72岁高龄的李玉坤依然在坚持不懈地宣传国旗法，经常走入部队、机关、学校作国旗法知识讲座。“要让五星红旗深入人心，飘扬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在李玉坤看来，国旗代表国家尊严，象征国家主权，爱国旗就是爱国家，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国旗的尊严。

“在培育和升华人们尊崇国旗意识和爱国情感方面还有很多具体工作要做，国旗法实施的过程中，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些都影响了国旗的尊严。希望人们能够更加关注国旗，规范观旗礼，知晓国旗法。”李玉坤说。

一位班长升起天安门30米新旗杆第一面国旗

国旗法颁布实施几个月后，1991年的春天，赵新风成为天安门国旗班第八任班长。也是在那年春天，天安门广场国旗基座改建工程和升旗仪式改革同时启动。

赵新风回忆说，自己到国旗班时天安门广场国旗基座是封闭式的，升降旗时要翻进护栏里，爬梯子站到旗墩上，才能挂旗收旗。尽管战士们的动作非常认真，但翻栏杆爬梯子的动作还是显得不够庄重。

1991年4月15日傍晚，赵新风带领两名战士降下了天安门广场22米旗杆上最后一面国旗，这根旗杆也是开国大典上毛主席亲手按动电钮升起国旗的旗杆。当天晚上，一根30米高的新旗杆竖立起来。4月16日清晨，赵新风带领两名战士护卫国旗来到国旗基座下。他挂上国旗，按动电钮，伴着东方第一缕阳光，五星红旗在新旗杆上冉冉升起，高高飘扬。

“国旗法出台后，国旗班采用了国家天文台提供的标准时间，我们也改用了双手托接降下的国旗，升降旗仪式更加圣神庄严！”赵新风说。

1993年春天，赵新风接到任务撰写《天安门前橄榄绿》一书的主体部分：国旗和国旗班历史。书稿完成后，他更加感受到国旗教育的重要意义和社会价值，于是便有了专职从事国旗宣教的想法，决定走出部队，到社会上专职从事国旗宣教工作。1993年12月，赵新风从部队退伍，开始追寻他的国旗梦想。初涉社会的赵新风刚开始时处处碰壁，周围的人对他既不理解也不支持，有关部门认为国旗宣教应当是国家的事，不是一个复员兵的事。亲朋好友认为从部队复员了，就应找份工作挣钱成家。但凭借着对国旗的热爱，赵新风坚持了下来，之后成立了专业的国旗文化传播机构——北京新风旗帜文化传播中心，开创了中国国旗文化事业。

时间一长，在国旗教育和培训过程中，赵新风发现，各地学校升旗仪式人数、队形、礼仪各自为政，不规范、不统一，也有不少学校国旗只升不降，达不到国旗教育仪式育人的效果和功能。为了解决学校普遍存在的升旗仪式不规范问题，2002年起，他策划发起了“全国青少年升旗手训练营”活动。截至2019年，全国青少年升旗手训练营已经成功举办37届，培训注册专业青少年升旗手七千多人。2014年9月，由团中央学校部主办、新风旗帜承办的全国高校升旗手比赛活动在京举办，到2018年，这项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现场参赛高校国旗护卫队两百支，规范化升旗仪式也在全国更多学校推广开来。

从1989年参军入伍到武警天安门国旗班，赵新风国旗事业生涯至今整整30年。而在今年，让他最为兴奋的是，7月17日，他努力7年的一个夙愿成功实现——中国旗帜学研究中心获得了在北京举办2023年第30届世界旗帜学大会的主办权。这次成功的申办，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五星红旗诞生7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到那时，我将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为大家讲述五星红旗的故事。”赵新风说。

一部迟来的法律为维护国旗尊严提供法律保障

因为李玉坤的一份建议，国旗立法变为现实。而这，也是一部迟到的法律。早在1950年上半年，全国政协第六小组就起草过《关于国旗升挂办法和国歌演奏办法》的法规草案，由当时国务院秘书长林伯渠交给毛泽东主席，请求批准。1950年9月7日，毛主席在文件末尾批了“同意”两字，并签上“毛泽东”；到了9月9日又在“同意”两字上画了“×”，在后面写上“缓办”二字，随后签上“毛泽东”。这项立法就此搁置了。

事情转机出现在1984年，中央宣传部颁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挂的暂行办法》，内容较为全面，涉及升降仪式、礼仪举止、商业禁忌等。

“可以说，1984年之前，对于国旗，官方仅规定了式样、尺寸与色彩等，对礼节和升降仪式还没有统一规定。实践中有多么混乱，可想而知。1984年之后，与国旗法有关的规范建设进入了高潮。”据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介绍，国旗法颁布实施之后，1991年4月，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制定了《涉外升旗和使用国旗的规定》《船舶升挂国旗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国家还发布了国旗和国旗颜色标准样品两项国家标准，详细规定了国旗的形状、颜色、图案、制版定位、通用尺寸、染色牢度等技术要求，于1991年12月1日起施行。

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8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改了国旗法第十九条。“但此次修法，实质内容没有改动，只是因为2005年颁布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所以删除了原条文中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表述。”余凌云说。

回顾这一段历史，余凌云认为具有几个显著特点。首先在内容上已趋完备，有关国旗升降仪式、礼仪举止、商业禁忌等内容的规定更加细腻，尤其重视各类学校的国旗教育以及改革开放之后涉外企业的国旗管理问题。其次，严惩了故意在公众场合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国徽的行为，明定将其定为犯罪行为。此外，以国旗来表达国家的某种态度或姿态，引导某种价值取向，已趋成熟。

余凌云举例说，以往实践中，国家主要领导人逝世后才降半旗以示哀悼。国旗法增加了“对中华民族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为世界和平或者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逝世后下半旗以示表彰与哀痛，以及“发生特别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因重大自然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时”，也可以下半旗表示哀悼。

但在余凌云看来，还有一个任务，立法似乎还远没有完成，那就是时至今日，有关国旗的礼节和升降仪式的规范尚不明确。“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并没有及时规范国旗的礼节和升降仪式，当时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待国旗为广大群众所充分习惯及充分产生感情后，再考虑作必要的统一规定。但实际上，国旗的礼仪本身就具有训导教化的作用。”余凌云说。

来源：法制日报

编辑：段宇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