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期间是我国不少农村地区结婚“高峰期”。笔者近日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农村调查发现，婚嫁彩礼在一些地方动辄十几万元，普遍要求在城区买房，远超一般农村家庭的承受能力。虽然有的地方出台了“彩礼指导标准”，但“硬杠杠”难以管住“穷讲究”，“高价彩礼”并未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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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价彩礼负担沉重

　　安徽省潜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潜山人汪贺为了结婚，家里东拼西凑在县城买了房。但去年定亲时，女方要求汪贺家给12万元彩礼。“他家情况一般，买房已经花光了积蓄，又要十几万的彩礼，只能借钱了。”汪贺的一位亲戚说，现在还只是定亲，后面还有办婚礼等花费，加起来超过20万元，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负担沉重。

　　据笔者调查，安徽的情况并非个例。在鲁西南和豫东多个县区，仍存在“一动不动”（“一动”是10万元以上的小轿车一辆，“不动”是在市区有一套房子）、“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和若干50元，算下来超过15万元）等彩礼说法。在山东菏泽市、聊城市个别县区，河南三门峡、新乡等多地，在县城或市区买房，已经成为农村女方结婚普遍提出的要求。

　　在山东曹县干了36年村干部的王西义说，现在村里青年人在外务工的多，结婚时基本都要求在县城有套房子或者村里盖上2层小楼。“曹县县城的房子差一点的也得20多万元一套，自己盖楼也得花十五六万元，再加上彩礼，农村结婚20多万元算是‘起步价’。”

　　王西义说，当地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也就万把块钱，一家三口不吃不喝得七八年才能攒够，所以农村结婚几乎没有不“拉饥荒”的，“这两年日子好不容易有改善，娶个媳妇一夜返贫。”

　　“很多老百姓好不容易攒了点钱，有点小本钱，可以用在发展产业致富上，但高额的彩礼断了这条门路，导致一些农民负债累累，生活困难，多年翻不了身。”曹县一名乡镇干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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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礼总数6万元内

　　1月19日，是河南省台前县后方乡后张村村民22岁的张鹏和新娘许世秀大喜的日子。为推行婚事简办新规，村干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男女双方最终将彩礼定在6万元，婚事采用简办形式。“儿子结婚，以前也想跟人家一样大办，现在不想啦！婚车6辆、婚宴10桌席、30块钱的酒、10块钱的烟，都减了一半，以前都得20万块钱，咱这总共彩礼才花6万块钱。”张鹏的父亲张西远说。

　　张鹏彩礼节省源于当地最近推出的一个指导性文件。去年12月27日，河南省台前县下发《台前县农村红白事标准参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等文件，要求进行彩礼控制，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彩礼总数控制在6万元以内。

　　事实上，除了河南省台前县，近两年来，四川金阳、山东巨野、河南清丰等多地也划定了“彩礼指导标准”。这些出台相关规定的地方，一般都把“彩礼指导标准”划定在6万元。

　　巨野县文明办主任李兵表示，倡导6万元婚嫁礼金是根据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并和老百姓充分座谈调研后确认的。“既考虑了传统习俗和承受能力，也想让老百姓养成一种自觉行动，遏制‘天价彩礼’。”

　　“彩礼指导标准”等是否真能管住“高额彩礼”？笔者采访的山东、河南一些地方的文明办负责人表示，出台“彩礼指导标准”只是一种引导行为，并非强制措施，在个别地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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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硬”兼施破除陋习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万建中说，彩礼的历史很长，中国不论南北自古以来婚姻的缔结，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金钱和礼品的习俗。

　　专家表示，彩礼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但现代社会如果要求彩礼过高甚至出现“天价彩礼”，肯定是一种陋习。这样的陋习仅靠政府一纸禁令很难改变。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认为，农村高额彩礼虽是传统习俗的遗留，但前些年一些党员干部大操大办也带坏了社会风气。应当依据党纪政纪，严格限制或禁止党员干部以任何方式参与大操大办、助长“天价彩礼”陋习的行为。“从党员干部抓起，有助于扭转‘天价彩礼’不良社会风气。”

　　目前，在“天价彩礼”问题上，多地已针对党员干部出台一些惩戒措施。比如，四川金阳、河南濮阳、山东淄博等地都将移风易俗工作纳入党政工作考核管理，并规定对无视和违反规定大操大办的党员和公职人员将进行党纪政纪处分。

　　一些专家表示，农村十里不同俗，各个村都有自己的特点，要鼓励村民自治，让村级成立红白理事会，以村规民约的形式移风易俗。

　　专家认为，针对高彩礼这类问题，应善于运用“软行政”的手段来解决农民“穷讲究”的问题。陈步雷说，“软行政”是指说服、教育，以倡导为主，不能强加干涉。应从转变思想上下功夫，让“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逐渐在乡村扎根，从根本上破除嫁女“待价而沽”的顽疾。

　　（据新华网）

来源：新华网

编辑：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