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室里，一位约莫五十多岁的男法官正缓缓从办公桌后站起，动作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滞涩。他腋下稳稳地拄着一根拐杖，支撑着身体重心，左腿似乎不敢完全着力。听到周某的喊声，他眉头微蹙，但眼神却沉稳如深潭。他示意周某坐下，自己则慢慢挪动脚步，拐杖的橡胶头敲击在光洁的地板上，发出笃、笃、笃的规律声响，仿佛在给这焦躁的气氛打着沉稳的节拍。

“坐下慢慢说，别急。”法官李元洪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他的目光扫过周某捏得发白的指关节，最后落在他愤怒又委屈的脸上，“把前因后果，一样样讲清楚。”

周某灌了口水，情绪如决堤的洪水：“去年正月，媒人牵的线！见面那天，我就给了她八千零八十，她家父母、外婆、叔叔、媒人，每人一千二百八，我爹妈还单独塞她两个一千二的红包！这头开得够诚心吧？”他拍着大腿，声音震得窗玻璃嗡嗡响。

“五月订婚，她带亲戚上门，我家又给五个亲属每人八百块红包！隔天就带她去挑首饰，‘四金’加钻戒，整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白纸黑字的发票在这！”周某“啪”地把发票拍在桌上。李法官微微侧身，拄拐的手稳如磐石，目光锐利地扫过票据。

“我妈当天还给她微信转了四千八，给她妈八百八！法官您算算，这前前后后多少血汗钱！”他声音陡然拔高，又猛地沉下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痛楚，“……后来在东莞一块儿住过些日子，她还……怀上了。可我一调到盐城，全变了！为彩礼、为结婚、为孩子的事，吵得天翻地覆。七月，她自个儿在桐乡……把孩子打掉了。人，也就这么散了。”他重重抹了把脸，声音哽咽，“我家为结这个婚，背了八万的债啊！现在人财两空，日子怎么过？法官，我就要个公道，六万六千七百一十九块，该我的，一分不能少！”说到最后，他的目光死死盯住一直坐在角落、低着头的廖某雯。

李法官缓缓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转向廖某雯的方向，拐杖点地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小廖，他的说法，你怎么看？”

廖某雯抬起头，眼圈微红，目光掠过李法官的身影，声音不高却很清晰：“钱是收了，东西也拿了，这我认。可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轻巧。”她深吸一口气，仿佛在汲取勇气，“那些红包，是礼数，是情分，尤其是见面礼、给长辈的，能叫退就退吗？金器戒指，是他心甘情愿买给我的，戴也戴过了，现在要我原样退，怎么退？还有……”她顿了顿，指尖微微发抖，“在东莞的日子，后来的变故……这些付出和伤害，能用钱一笔勾销吗？他家的困难我理解，但我的难处，谁来体谅？全退？我做不到。”

李法官心里有了谱。他示意周某：“小周，你先到隔壁休息室等等。”门关上，调解室里只剩下李法官、郭法助和廖某雯。

“小廖，”李法官放缓了语调，声音温和下来，他指了指桌上象征公正的法徽，“按规矩，没领证结婚，像‘四金’、钻戒这种明确冲着结婚去的大额财物，也就是彩礼，男方主张返还，是有道理的。”廖某雯咬着唇，目光低垂，盯着自己的鞋尖。

“但是，”李法官话锋一转，“事情不能只看一头。你们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这期间财物的消耗是事实。更关键的是，”他的声音更低，更沉，“后来你怀孕……这个经历，对你身体、心理的负担，不是金钱能简单衡量的。”他注视着廖某雯，眼神里是理解而非评判，“法律讲返还，也讲个公平合理，讲个‘适当’。”“男方家里困难是实情，但你的付出和承受，在考虑返还多少时，分量同样很重。想想看，有没有一个双方都能喘口气、往前走一步的办法？”

片刻后，周某被请了回来。李法官目光在两人间逡巡：“情况都清楚了。硬判，容易，”他轻轻顿了一下，“但未必能解开你们心里的结。说说我的想法，你们琢磨琢磨。”

“那些礼节性的红包，给长辈的、见面礼、订婚时给亲属的小红包，按习俗和常理，确实很难主张返还了。”李法官语气平稳，不容置疑。

“大头是金器和钻戒，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这东西性质特殊，是典型的彩礼。按法理，婚约不成，该退。”

周某刚想开口，李法官抬手止住他：“听我说完。退，怎么退？实物戴过了，有损耗，强行退原物，不现实，也伤和气。折价补偿，是实际的做法。但折多少？考虑到你们共同生活过，特别是女方后来经历的怀孕、堕胎，对她的身心都是巨大的冲击和伤害。这份付出，”他顿了顿，语气沉重，“在确定折价金额时，必须予以充分的尊重和考量。完全按原价退，显失公平。我的建议是，在金器折价上，找到一个平衡点。”

调解室陷入一片沉寂，周某眉头紧锁，盯着桌上那张列满数字的清单，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金额像块烧红的烙铁。他想起父亲佝偻的背影和母亲的叹息，那沉甸甸的债务。廖某雯则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东莞出租屋的闷热、医院走廊的消毒水味、身体深处那隐秘的疼痛……一幕幕无声翻涌。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李法官没有催促，他慢慢坐回椅子，揉了揉有些僵硬的右腿膝盖，只是安静地等待着。这无声的忍耐，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力量。终于，周某长长地、仿佛用尽全身力气般吐出一口气，肩膀垮了下来：“……折价……行吧。但……”他喉咙发紧，后面的话没能出口。

另一边，廖某雯抬起头，眼睛依然红肿，声音却异常平静：“我……同意折价。”

拉锯开始了。数字在空气里无声地碰撞。周某坚持认为损耗有限；廖某雯则反复提及身心的代价和物品实际价值的贬损。李法官耐心地在情、理、法之间架桥铺路，一点点引导双方靠近那个微妙的平衡点。金额从最初的巨大鸿沟，艰难地缩窄、再缩窄。

当李法官最终在调解协议上写下“金器折价补偿款人民币壹万捌仟元整（￥18,000.00）”时，周某盯着那个数字，像被抽干了力气，沉默良久，最终，极其缓慢地点了下头。廖某雯闭上眼，一滴泪飞快地滑落，砸在桌面上，洇开一小片深色，她也轻轻颔首。

“好。”李法官的声音带着如释重负的沉稳，他将协议分别推到两人面前，“金器归廖某雯所有，廖某雯于2025年6月23日前一次性支付周某折价补偿款一万八千元，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他拿起桌上的印章，稳稳地盖下。

走出法院大门，六月的阳光有些刺眼。周某捏着那份薄薄的调解书，一万八的数字沉甸甸地压着心口，远不是当初索要的六万多。他抬头望了望天，长长地、带着无尽疲惫地呼出一口气。不远处，廖某雯的身影匆匆消失在街角，一次也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