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普惠性资源供给不足，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不高；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不规范；财政支持不到位，成本分担机制有待完善；教师数量短缺，工资待遇和总体素质都较低等

● 在相关财政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提高公办园和普惠园的比例，容易出现强制公办、强制普惠的现象，导致标准下滑、质量下降

● 要想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就要让更多的幼儿园办园主体与多样性的经费进入学前教育领域，保障资源充足，又有适度的竞争

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丽

办好学前教育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党和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的重大民生工程。

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入园难”“入园贵”依然是社会热点话题。

幼儿入园困难重重

家长普遍忧心忡忡

来自北京的郭华（化名）是一位“二孩”妈妈。放开“单独二孩”那年，郭华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她这个属马的小儿子成了“单独二孩”的第一批“二孩”。

“老大上幼儿园已经是10年前的事儿了，那时是在家附近的社区里上幼儿园，花费也不贵，报名就能上。没想到现在老二上幼儿园，连名都报不上。”回忆起一年多前的报名经历，郭华抱怨道。

据郭华介绍，离她家最近的公立幼儿园在招生简章上，注明了苛刻的“优先条件”：户籍和房屋产权证在××小区的适龄幼儿，同时户主和房主需是适龄幼儿的第一监护人。第一监护人房产、户籍需满3年以上。

“最终，整个小区几十个适龄幼儿，这个幼儿园最终只录取了7个。”郭华说。

在采访中，还有家长介绍称，某地处中部省会城市的一所公办省级示范幼儿园，每到招生阶段，网上排队报名的人数便会飙升至实际招生人数的成百上千倍，“2018年，第一次实行网上招生的时候，几分钟就招满了。第二天，没摇到号的家长们把幼儿园的大门都堵住了”。

实际上，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入园难”不仅发生在一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雷萌（化名）住在四川省某县城，也是一名“二孩”妈妈。她的小儿子是农村户口，而县城的公立幼儿园优先录取县城户口。无奈之下，雷萌不得不到处托人找关系，为小儿子今年9月份上学做准备。

“要想家门口有一家放心的幼儿园，真难。”雷蒙叹了一口气说道。

在重庆生活的卢晓（化名）对于“入园难”也深有体会。

“一个县里可能只有一家公立幼儿园，这怎么够用呢？那肯定是谁有关系谁能进。剩下的私立幼儿园，质量参差不齐。”卢晓说，“以前一些单位、企业都有自己办的幼儿园，且不说这些幼儿园的质量，但它们能为年轻父母减轻压力。”

办园行为有待规范

教师总体素质偏低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近些年，打着各种旗号的“高端幼儿园”纷纷出现，个性化教学、国际化课程、双语授课体系……不少家长将大部分家庭收入投入到孩子的学前教育中。

一边是众多家庭对高端国际化幼儿园趋之若鹜，另一边则是无资质无牌照的“非法幼儿园”在城郊暗流涌动。

以北京地区为例，《法制日报》记者曾在采访中了解到，在郊区一些地方，存在不少无登记注册且无牌照的“幼儿园”，主要服务于一些在京就业的外地户籍人员。这些在京就业的外地人员既无公立幼儿园的就读资格，又无法承担民办幼儿园日渐高昂的费用。由于夫妻双方日常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孩子的学前教育，不得不将孩子送入一些没有资质的托管机构，而这些托管机构往往自称“幼儿园”。

有幼教相关产业链的创业者对媒体称，一些投资人在与他接触时，会直接问他是否了解业内有年利润高于500万元的幼儿园，他们有很强烈的收购意向。有的新园在开设一两个教学点之后，便不顾实际能力大量融资，扩充教学点，意图快速实现规模化经营。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幼儿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以及家长们的重视，但很多幼儿园教师却长期被认为是“唱歌、跳舞、看孩子”的人。

北京某私立幼儿园园长杜老师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如何提高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地位，营造家长认可、社会支持的良好教育生态环境是当前的重要课题。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虽然已明确列入教育法中，但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是幼儿园面临种种困境的根源所在。”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学前教育规模快速扩大，普及普惠水平稳步提升，学前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总体上看，学前教育仍是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近日，教育部教育督导局负责人就《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办法》答记者问时说。

对于学前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教育部教育督导局负责人是这样梳理的：普惠性资源供给不足，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不高；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不规范；财政支持不到位，成本分担机制有待完善；教师数量短缺，工资待遇和总体素质都较低；学前教育监管薄弱、幼儿园办园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普遍存在。

正因为上述问题存在，教育部教育督导局负责人表示“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学前教育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强制普惠影响质量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入园难”“入园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经费投入没有到位。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到2020年，基本形成以本专科为主体的幼儿园教师培养体系，本专科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规模达到20万人以上；建立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机制，健全培训课程标准，分层分类培训150万名左右幼儿园园长、教师。

“但《意见》没有规定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比例。2008年到2018年这10年间，每年培养了近20万名幼儿园教师，但大多数都没有经过专业学习，资质参差不齐。”储朝晖说，在2008年的上海，幼儿教育经费占整体教育经费的9%，所以上海市能维持正常的公办幼儿园比例。2019年，北京市规划的学前教育经费占整体教育经费的12%。

在储朝晖看来，民办幼儿园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社会职能。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幼儿园有自主决定如何经营的权利，“由于供给不足，导致了民办幼儿园占多数，而民办园要维持生存就要盈利。比如目前出现的，一些民办园上市、过度逐利等行为本身就是一个资金炒作方式，逐利是由大环境所决定的”。

同时，储朝晖说，在相关财政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要提高公办园和普惠园的比例，就容易出现强制公办、强制普惠的现象，“强制改为公办幼儿园、普惠幼儿园，但政府投入补贴的力度又不足，就导致了标准下滑、质量下降”。

储朝晖在新疆调查时曾遇到过这样一种现象：当时，新疆某地的公办幼儿园比例已经达到国家要求的80%，但当地想达到更好的普惠园比例，于是将民办园改成普惠园。民办园每月收费3000多元，改为普惠园后，每月政府补贴800多元，向家长收费800多元，实际上就比原来少收了1400元左右。如此导致幼儿园相关负责人精打细算，达不到原来的标准，于是产生纷争，最后导致幼儿园闭园。

“家长对学前教育的期望主要有三点，即少交钱、质量好、方便。然而，这几点在财政经费投入未到位时不可能实现。因此，在这几点不能同时具备的情况下，大多数家长宁愿多花一点钱，把孩子送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幼儿园。”储朝晖说，现在有很多地方的民办园变成普惠园以后，收费降低了，但实际上幼儿园开展的活动也减少了，没有达到以前民办园的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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