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赵婕 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晨

“小法,我想咨询人民调解的问题。”

“婚姻家庭邻里债权债务侵权纠纷等可以向纠纷当事人所在地、所在单位或者纠纷发生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机器人“小法”除了流利地作出基础回答外,其显示屏上还出现好多选项以供选择。

近日,《法制日报》记者来到北京市海淀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看到参观群众张蕊正在与人工智能机器人对话。而此时的自助服务一体机上显示,服务人次已达160754次。海淀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韩晋说:“工作人员午间休息、下班、周末无人的时候,人工智能服务设施可以接待简单的法律咨询业务。”

今年2月,司法部在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会议上提出,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业务、全时空的法律服务网络,是当前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首要目标。在助力公共法律服务实现全业务、全时空过程中人工智能有哪些需要完善之处?近日,《法制日报》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直接服务于人

人工智能终端最大的便捷就是直接服务于人。

北京华宇智慧调解系统通过知识图谱组合出上亿种咨询结果,根据诉求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借助业务协同打通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所涉环节,进行“一站式”司法确认。华宇保全通平台是专业的财产保全担保一体化办理平台,其电子保函应用模式借助区块链技术确保真实性,成为便利透明的财产保全担保办理渠道。

江苏省律兜互联网无人律师事务所是运用互联网平台整合律师资源再分配的一种人工智能法律服务机器,能够解决当地律师资源匮乏问题,实现线上律师和群众之间面谈案件。

重庆百事得大牛法律机器人运用法律自然语义处理技术,能够根据叙述识别咨询者意图,模拟法官和律师的思维,以多轮发问的方式查明法律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及运算规则一键生成咨询意见书等法律文书。

“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使公共法律服务内容生产、平台构建、服务提供更为便利。”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说。

方便如同网购

重庆市渝北区的陈女士原来所在的公司拖欠其2.1万元工资还单方面辞退了她,陈女士申请劳动仲裁被驳回。在渝北区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机器人为陈女士一键生成咨询意见书和民事起诉状。法院工作人员检查发现机器人出具的咨询结果准确,于是主动联系陈女士原来工作公司的有关人员到法院进行诉前调解。不到7天,陈女士就拿到应得的工资和经济补偿金。

2017年11月7日,四川省什邡市红白镇84岁的刘某因与子女无法达成赡养协议,致使生活陷入困境。红白镇地处山区,出行不便,镇政府工作人员到刘某家中帮其在互联网平台提交了法律援助申请。平台在线审查后受理了申请,通过什邡市12348互联网平台系统在线指派援助律师,当日即向人民法院递交立案申请,第二天法院便在刘某家中开庭审理,促使刘某与其子女和解。

“法律服务就像年轻人网购一样方便。”刘某说。

据律兜创建者金为铠介绍,互联网无人律所线上签约4万余名律师,日常在线的有7000多人。线上律师通过抢单模式提供服务,平均10秒钟内就有律师接单,做到服务即时高效。

“从应用到现在,超过3000万人次使用无人律所,已接受几十万件案件,群众好评率达到98.5%。”金为铠说,线上律师如获得两次差评会被平台约谈,3次差评封号一个月,4次差评永久不用。

发展空间广阔

“由于数据多样性不够充分,所以机器只能满足知识问答,还做不到类似人与人之间无障碍的交流。”金为铠说。

金为铠认为,人工智能法律服务需要完善之处比较多。以我国中西部为例,法律资源覆盖不足,法律知识普及得不够,特别是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地区矛盾多发,如何让人工智能与法律援助更好地结合,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解决矛盾纠纷,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大牛机器人公司执行董事曹阳指出,技术壁垒客观存在,收集司法行政工作数据的终端,如手机App、12348网络平台、人工输入等不能形成云档案,不能形成大数据。而司法行政机关的大数据中心大多是人工输入数据,没有云文档,难以为依法治国的管理和决策提供更为权威的数据支持。

在北京林业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提供志愿服务的大四学生杨蕊说:“人工智能只能解决基础问题,而每起案件都是个性化的,在法律认定和适用法条方面人工智能能做的工作还比较有限。人工智能不能真正从当事人立场出发发现问题,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依据和理由。”

“互联网是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是法律服务内容生产和平台建构必不可少的条件。”刘德良认为,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替代人力,在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发展空间广阔。